複製人迷宮中的存在主義寓言
2020年以《寄生上流》橫掃奧斯卡的韓國導演奉俊昊，這次攜手好萊塢帶來了一部令人不安的科幻寓言——《米奇17號》（Mickey 17）。改編自愛德華·艾希頓的小說《米奇7號》，這部電影延續了奉俊昊一貫的社會批判與人性叩問，卻在科幻框架下，將「複製人」的倫理困境推向更極端的維度。
當「消耗品」開始思考：複製人的存在焦慮
故事設定在一個反烏托邦的未來，人類殖民外星球的任務依賴著「可替換」的複製人勞工——米奇·巴恩斯。每次死亡後，他的記憶會被上傳至新的軀體，繼續執行危險任務。編號不斷疊加，但「他」始終認為自己是同一個「米奇」。
然而，當米奇17號在一次意外中倖存，卻發現基地已培育出「米奇18號」時，存在危機徹底爆發：如果世上存在另一個「我」，那麼「我」還是獨一無二的嗎？ 帕丁森精準演繹了這種精神崩潰，從困惑、憤怒到最終的覺醒，呈現出複製人版的《普羅米修斯》悲劇。
奉俊昊的階級寓言：誰有權決定誰該死？
奉俊昊從不滿足於單純的類型片，在《米奇17號》中，他再次植入尖銳的社會隱喻：
- 複製人 vs. 普通人：殖民基地裡，真正的「人類」住在舒適區，而複製人則被派往致命環境工作，階級鴻溝不言而喻。
- 記憶的真實性：米奇的每次「復活」都伴隨著記憶灌輸，但這些記憶是否被篡改？當他發現自己可能只是被操縱的傀儡時，電影觸及了後真相時代的核心焦慮。
- 犧牲的倫理：統治者宣稱「少數人的犧牲換取多數人的生存」，但這種功利主義計算，是否正當化了系統性暴力？
這些議題讓《米奇17號》超越了普通科幻片，成為一部關於剝削、異化與反抗的政治寓言。
視覺風格：冰冷科技與血肉之軀的對撞
奉俊昊再度與《玉子》攝影指導戴呂斯·康第合作，打造出一個既科幻又粗礪的世界：
殖民基地的設計充滿工業感，宛如一座太空監獄，與《雪國列車》的車廂階級社會遙相呼應。外星環境則刻意呈現某種「不完美的拓荒感」，沒有炫目的未來科技，只有無盡的灰暗與危險。複製人培育艙的場景則令人聯想到《駭客任務》的人體農場，但更強調血肉之軀的脆弱性。
羅伯·派汀森蒼白的膚色與深陷的眼窩，完美契合了「不斷死亡又重生」的複製人形象，而他在鏡中與「另一個自己」對峙的戲份，則是全片最令人毛骨悚然的心理驚悚時刻。
哲學命題：如果死亡不再獨一，生命還有價值嗎？
《米奇17號》最震撼的並非動作場面，而是它對「死亡」概念的顛覆：對普通人類，死亡是終點；但對複製人，死亡只是「重置」。這種「可替換性」本應消除對死亡的恐懼，卻反而加劇了存在虛無——當生命變成消耗品，生存還有意義嗎？
電影的後半段，米奇17號與18號的對立逐漸演變成一場存在主義辯論：是接受系統安排的「工具人生」，還是反抗既定命運？這個問題，同樣適用於現實中的每個普通人。
結局與餘韻：奉俊昊式的荒誕希望
不劇透的前提下，可以說《米奇17號》的結局延續了奉俊昊一貫的風格——在絕望中進發一絲黑色幽默的希望。它不會給出廉價的救贖，而是讓觀眾帶著問題離開影院：如果社會將人異化為編號，我們該如何找回「人」的本質？
總評：科幻外殼下的社會手術刀
《米奇17號》或許是近年最「奉俊昊」的好萊塢電影：娛樂性與思想性並重，華麗類型包裝下藏著鋒利的社會批判。它不像《星際效應》那樣宏偉，也沒有《銀翼殺手》的詩意，但它用複製人的困境，映照出當代人的集體焦慮——在一個將人工具化的系統裡，如何證明「我」不僅僅是一個編號？